一、《诗经》的作者是谁？

《诗经》三百零五篇，其中一半以上，诗中都有一个 " 我 " 或 " 予 " 字。有时它代表一个族群，如《思文》篇 " 贻我来牟，帝命率育 "，意思是遗留给我们大麦小麦，天帝命令普遍地播种。有时它代表诗中的某个人物，如《崧高》篇 " 王遣申伯，路车乘马。我图尔居，莫如南土 "，这里的 " 我 " 是王的自称。而更多时候，它是一个无名的身影。

" 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纵我不往，子宁不嗣音？" 这个 " 我 " 在相思。" 既张我弓，既挟我矢。发彼小豝，殪此大兕。" 这个 " 我 " 在狩猎。" 明明上天，照临下土。我征徂西，至于艽野。" 这个 " 我 " 在出征。" 忧心慇慇，念我土宇。我生不辰，逢天僤怒。" 这个 " 我 " 在忧时。" 我 " 是谁？虽然诗没有明言 " 我 " 是谁，但可以透过 " 我 " 之眼，看到伴随 " 我 " 一同出现的地点、事物、事件以及人物。《诗经通释》的作者李辰冬先生通过这种方式，发现《诗经》里大量的 " 我 " 其实是一个人，名叫尹吉甫。李辰冬先生认为，《诗经》是尹吉甫一个人的作品，也是他的自传。

两千年来从没有人这样提过，自古不都认定《诗经》是诗歌总集吗？李辰冬离经叛道的结论，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台湾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。有人支持，但更多人反对。还有学者起先质疑，随后却变为支持者，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梁容若先生。梁先生公开提出几点反对意见，但看过李辰冬先生的答辩文章后，他致函李辰冬说：

" 接大著《谈诗经作者问题》，反复抽绎，觉所释多涣然冰释，怡然理顺，绝少可以反驳之处，故弟决定默然不再有言。…… 弟之《诗经解题》多采成说，缺乏真知灼言，今乃知其疏失。窃以为兄之《诗经》研究，用力之勤，搜求之广，迈越侪伦，《诗经通释》一书摧陷廓清之功，前无古人，置之古人名著中，决无逊色。"

梁容若先生所谓的 " 成说 "，最主要就是《毛序》。历来阐释《诗经》的人，几乎没有不受其束缚的。《毛序》将十五国风、大小雅、三颂当作《诗经》的本来面目，局限在这个框架里寻求诗意，例如诗在《郑风》，就挑一段郑国的历史对应，也不管通不通，因此导致很多附会。

李辰冬先生则跳出风、雅、颂的制约，将全部《诗经》打通。他立足于《诗经》本身，把它当作一个有机整体，寻找其内部规律；他的方法核心是看似与文学不相干的统计学。说来简单，就是统计同一个地名、同一个人名、同一种称谓、同一种名物、同一个事件、同一个字眼、同一个成语、同一句诗句在《诗经》中出现的次数，并将含有共同元素的诗篇归纳到一起看。如此，不仅有助于字词义的理解，而且诗与诗之间发生了联系。最后，《诗经》表现为一个完整的故事，它是由尹吉甫的经历串起来的。

《诗经通释》重新安排了《诗经》的篇次，将这个荡气回肠的故事揭示出来，同时也从中发现一段古代的活历史，还找到了文献的佐证。

二、《诗经》中的地理发现

李辰冬先生提出研究《诗经》的几条规律，其中最主要是关于地理的：如将包含同一地名或相关地名的诗篇联系到一起，一定可以发现一件古史或故事。

来看《小雅 · 六月》篇。诗中说：" 吉甫燕喜，既多受祉。来归自镐，我行永久。"《诗经》里有三篇直接出现 " 吉甫 " 的名字（另有一次是 " 尹吉 "），《六月》即其一，诗中的 " 我 " 则是尹吉甫自称。诗中又说：" 维此六月，既成我服；我服既成，于三十里。王于出征，以佐天子。" 自从《毛传》将 " 三十里 " 注为 " 师行三十里 "，后人几乎都按照行军理解，但前面的 " 于 " 字并没有得到解释。李辰冬先生按照他的方法发现，" 三十里 " 其实是地名的代称。

《周颂 · 噫嘻》篇说：" 骏发尔私，终三十里。" 这里又出现了 " 三十里 "，是与 " 私 " 连用的，" 私 " 指私田。《小雅 · 大田》篇说：" 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。" 又说：" 以我覃耜，俶载南亩，播厥百谷。" 与《噫嘻》篇联系起来看，这块私田属于南亩。南亩又在哪里呢？将《诗经》中出现南亩的诗归纳起来，有七篇之多，分布于《豳风》《小雅》和《周颂》。《小雅 · 信南山》说：" 信彼南山，维禹甸之。畇畇原隰，曾孙田之。我疆我理，南东其亩。"" 南东其亩 " 便是南亩，原来它在南山的东南。据李辰冬先生查考，南山即太行山。

与南亩密切相关的一个地名，是浚。浚在《诗经》里出现两次，《鄘风 · 干旄》篇说：" 孑孑干旟，在浚之都。"《邶风 · 凯风》篇说：" 爰有寒泉，在浚之下。" 清代学者顾祖禹撰写的《读史方舆纪要》，是李辰冬先生查考地理最得力的工具，书中说浚城在濮阳废县东南。而濮阳废县，正在太行山的东南。《干旄》篇出现的旟，是代表地方长官的旗帜，旗上绘有鸟隼图案，而《六月》篇说 " 织文鸟章，白旆央央 "，形容的恰是旟。如此一来，《六月》的 " 三十里 " 即《干旄》的浚，" 我服既成，于三十里 " 应解释为：我组织的队伍，来自三十里广袤的浚地。

《诗经》是一个整体，将分散在风、雅、颂里的几首诗联系起来，就发现了浚地与尹吉甫的关系。按照这种方法，李辰冬先生又找出尹吉甫的另外几个身份特征，总归起来就是：尹吉甫原籍南燕，本姓姞，他是卫国贵族的外甥，流亡到卫国做士，并被任命为浚地的良人，良人即率领二千人的乡长；他能文能武，在宣王中兴期间为王室所用，被派为尹氏的官职。

《诗经》里属于卫国的地名有十余个，这里有尹吉甫的家，并承载着尹吉甫入仕与婚恋的故事。此外，李辰冬先生由陈、宋两国地名，追溯出尹吉甫随卫武公之子平陈、宋，以及他的恋爱经历；由相关韩城的地名，发现韩侯娶亲及迁城的过程；通过整理陕西西部、北部和山西西部的地名，竟然寻出周宣王亲征猃狁的路线；再由汉水至淮水，又揭示出宣王南讨徐国的史迹 …… 最后，这些发现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，它是一部宣王复兴史与幽王亡国史，同时穿插了诗人自己的爱情始末。

三、《诗经》中的文献依据

李辰冬先生从《诗经》内部寻找规律，为《诗经》梳理出一个气势磅礴的故事，但除非拿出诗歌之外的事实证据，才更有信服力。

首先来看一首可以精确日期的诗——《小雅 · 十月之交》。诗中说：" 十月之交，朔日辛卯，日有食之，亦孔之丑。彼月而微，此日而微。今此下民，亦孔之哀。" 据天文学推算，公元前 776 年 8 月 21 日有月食，9 月 6 日有日食。两食迭见，就是 " 彼月而微，此日而微 " 的意思。转换为中国历史纪年，此诗写于周幽王六年十月。

《邶风 · 柏舟》说：" 日居月诸，胡迭而微？" 将这句与《十月之交》并看，指的不就是同一件事吗？可是因为《柏舟》系于《邶风》，《毛序》硬从卫国统治者身上寻求解说，以为是卫顷公时作品，这比周幽王六年提早了百余年。后来解诗的人，也看不出 " 日居月诸，胡迭而微 " 的写实意义，往往将这句诗看作比喻，例如象征着君臣失道而昏聩不明。

除了天文证据，还有文献证据。清代学者雷学淇著有《竹书纪年义证》，于幽王五年载说：" 皇父作都于向。" 与《十月之交》里的诗句 " 皇父孔圣，作都于向 "，事迹相合。《十月之交》的写作年份比这条史料错后一年，时间上也能够衔接。

《诗经通释》按时间顺序重排了《诗经》的次第，将三百篇以历史事迹重新归类，每项事迹由一首诗领衔，其下涵盖数量不等的诗篇。这些领衔诗大多能找到文献依据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《竹书纪年》。这部史书有古本、今本之分，版本很多，《竹书纪年义证》即其一。历来总有人怀疑《竹书纪年》不可靠，但李辰冬先生将《诗经》与之配合，两者竟互为印证，不仅《竹书纪年》可信，《诗经》更因个性化与细腻的描写，表现为一幅写实的、生动的历史画卷。其他文献依据还包括金文、石鼓文、《易林》、《新唐书》等。

如此检验之后发现，这些文献依据集中在宣王四年至幽王六年之间，而李辰冬先生加上自己对诗义的理解，将《诗经》的时间上下限划为宣王二年至幽王七年。换句话说，《诗经》涵盖的是五十年历史，并不是以前人们认为的五百年。

如果说历史记载像简洁的标题，《诗经》则是标题之下的剧本。《竹书纪年义证》于宣王四年载 " 王命蹶父如韩，韩侯来朝 "，为《大雅 · 韩奕》提供了历史依据。而诗歌本身，好比把历史搬到舞台上，尽管相隔两千余年，仍能完整传达当时的情景：韩侯启程时，显父为他践行，筵席上有蒸鳖，有肥鱼，有鲜嫩的春笋与香蒲；韩侯手持介圭朝觐，宣王送给他旗帜、版图、黑色衮衣、红色鞋子，还有华美的车具。诗中还有史料里没提及的：韩侯随后前往南燕，迎娶蹶父之女，百辆车马随行，光彩异常；他从旧韩城迁至新韩城，这块土地山水肥美，物产丰盈，他来到这里是为了宣王交给的使命。

四、重新归类三百篇

《诗经》是写实主义的，但另一方面，它是文学作品，不可能像历史那样，每一首都出现时间、地点等明确信息。李辰冬先生是如何将所有诗篇分门别类的呢？他主要依靠两条：比较与统计。《诗经》多有重辞，通过统计相同字句的出现次数和使用方法，可以得到许多发现，使诗篇之间发生联系。

李辰冬先生将《诗经》中的四十四篇归于幽王时期，若按《小雅 · 北山》篇的 " 嘉我未老，鲜我方将，旅力方刚，经营四方 " 推算，彼时是宣王五至六年征伐猃狁期间，尹吉甫正值壮年，姑以三十岁计，到了此时的幽王四年，诗人已经七十五岁左右，步入晚年。他在晚年目睹王室遭乱，自己也遭遇极大不公，因此这时的诗几乎都在忧虑国事和控诉权贵，有很多相同之处。列举示例如下：

1、幽王三年至五年，王室发生变故，周幽王宠爱褒姒，废申后及太子宜臼，宜臼出奔申。这就是《小雅 · 正月》篇 " 赫赫宗周，褒姒灭之 "，《小雅 · 雨无正》篇 " 周宗既灭，靡所止戾 "，《大雅 · 板》篇 " 怀德维宁，宗子维城。无俾城坏，无独斯畏？"

2、《竹书纪年义证》于幽王六年载 " 王命伯士帅师伐六济之戎，王师败逋，伯士死之 "，又载 " 西戎灭盖 "，说明当时有战乱。这就是《雨无正》篇 " 戎成不退，饥成不遂 "，《大雅 · 召旻》篇 " 今也日蹙国百里 "，《大雅 · 桑柔》篇 " 天降丧乱，灭我立王 "。

3、幽王五年，皇父作都于向，随即迁居于向，这就是《十月之交》篇 " 皇父孔圣，作都于向 "" 择有车马，以居徂向 "，《雨无正》篇 " 谓尔迁于王都 "。

4、帅师伐西戎的伯氏（士），以及作都于向的皇父等权贵，是拥护褒姒的；诗人则反对废黜太子。即《板》《正月》与《十月之交》中的相关记载。

5、诗人曾劝诫伯氏，但伯氏无动于衷。即《板》篇 " 我即尔谋，听我嚣嚣。我言维服，勿以为笑 "，《大雅 · 抑》篇 " 诲尔谆谆，听我藐藐 "" 听用我谋，庶无大悔 "；《板》篇 " 老夫灌灌，小子蹻蹻。匪我言耄，尔用忧谑 "，《抑》篇 " 匪用为教，覆用为虐。借曰未知，亦聿既耄 "。诗人苦口婆心，听者却态度轻蔑，嘲笑诗人是个老耄。也即《大雅 · 民劳》篇 " 敬慎威仪，以近有德 "，《抑》篇 " 慎尔出话，敬尔威仪 "。

6、伯氏与皇父结为亲家，更是互相袒护，求取利益。即《正月》篇 " 彼有旨酒，又有嘉殽。洽比其邻，昏姻孔云 "，《小雅 · 节南山》篇 " 式夷式已，无小人殆。琐琐姻亚，则无膴仕 "，《小雅 · 我行其野》篇 " 不思旧姻，求尔新特。成不以富，亦祗以异 "。

7、诗人遭伯氏等人诬陷，被褫夺官职、住房、田地，甚至将他下狱。就是《正月》与《小雅 · 沔水》篇都有的诗句 " 民之讹言，宁莫之惩 "；《十月之交》篇 " 彻我墙屋，田卒污莱 "，《大雅 · 瞻卬》篇 " 人有土田，女反有之 "；《召旻》篇 " 我位孔贬 "，《小雅 · 角弓》篇 " 受爵不让，至于已斯亡 "，《正月》篇 " 忧心惸惸，念我无禄 "，《秦风 · 权舆》篇 " 於我乎！每食四簋；今也每食不饱 "；《小雅 · 小宛》篇 " 哀我填寡，宜岸宜狱 "，《召南 · 行露》篇 " 何以速我讼？虽速我讼，亦不女从 "，《瞻卬》篇 " 此宜无罪，女反收之 "，《雨无正》篇 " 若此无罪，沦胥以铺 "。

8、周围的人不敢得罪权贵，全都唯唯诺诺。就是《雨无正》篇 " 凡百君子，莫肯用讯，听言则答，谮言则退 "，《桑柔》篇 " 朋友已谮，不胥以穀 "，《沔水》篇 " 嗟我兄弟，邦人诸友，莫肯念乱 "。

9、最终的结局是恶有恶报，如《竹书纪年》的记载，伯氏被正法。即《瞻卬》篇 " 鞫人忮忒，谮始竟背 "，《小雅 · 巷伯》篇 " 捷捷幡幡，谋欲谮言。岂不尔受，既其女迁？"

10、诗人遭受这一连串变故，对身处乱世发出慨叹。即《正月》篇 " 父母生我，胡俾我瘉？不自我先，不自我后 "，《瞻卬》篇 " 心之忧矣，宁自今矣！不自我先，不自我后 "，《王风 · 兔爰》篇 " 我生之初，尚无庸；我生之后，逢此百凶 "。

相同的人物、事件、情感、时代背景以及遣词造句，在四十余篇诗中交互出现，像纵横交错的节点织出一张完整的大网。当这些诗歌明显带有个人属性，这些个性事件在不同诗篇中重复出现而显出原委时，它们由一人所作的印象相当鲜明。连朱熹也曾感到，《何人斯》与《巧言》" 疑出一手 "，这两篇均被李辰冬先生列在幽王时期。

五、如何评价《诗经通释》

解《诗经》的人，有意无意，都持有某种立场和视角。《毛序》是以政教说诗，因此后人有言：" 汉儒说诗，不出美刺二端。" 朱熹是道学家看诗，动不动搬出一个 " 淫 " 字。此外还有民歌的视角，等等。对每首诗的解读更是五花八门，历史上《诗经》研究汗牛充栋，却众说纷纭，让人徒生 " 诗无达诂 " 的感慨。

例如《齐风 · 东方未明》这首小诗：" 东方未明，颠倒衣裳。颠之倒之，自公召之。东方未晞，颠倒裳衣。倒之颠之，自公令之。折柳樊圃，狂夫瞿瞿。不能辰夜，不夙则莫。"《毛序》认为诗义是 " 刺无节也。朝廷兴居无节，号令不时，挈壶氏不能掌其职 "，挈壶氏是掌漏刻的官。朱熹有意摒弃《毛序》，却难脱窠臼，在这首诗上仍依循《毛序》，并补充说：对颠倒衣裳的人，已算是早，传公令的人却还以为晚。清代的姚际恒批评《毛序》最为尖锐，却无法提出新解，只说 " 末章难详 "。

末章的 " 折柳樊圃，狂夫瞿瞿 "，不知难倒多少人。朱熹说，柳做的篱笆是防不住人的，但狂夫仍不敢闯入菜园，比喻辰夜界线分明，本应是极简单的道理。这里面除了强词夺理，还有些什么呢？现代学者闻一多对《诗经》用功很深，李辰冬先生吸纳很多他的观点。而闻一多怎么解读《东方未明》呢？他前后有过两次解读，早期一次发表在《诗经的性欲观》里，从原始社会野性奔放的角度出发，认为诗歌写的是男女性欲；然而又说末章起始两句文气不接，这是因为诗人不愿明言，就制造谜语，即所谓隐喻的方式。另一次见于《风诗类钞》，闻一多做了修正，认为诗出自女子之手，描写忙忙碌碌的做官吏的丈夫，丈夫出门前不忘围起篱笆，以防范其妻。

阅读文学当然需要想象，可是既往对于《诗经》的想象，往往走向了猜谜。

李辰冬先生解读每一首诗，都从《诗经》整体出发。首先，他发现《诗经》里单称的 " 公 "，除几次特例之外，都指卫公，因此《东方未明》与卫公相关。而尹吉甫平陈、宋时，即是卫国派给的任务。其次，" 不夙则莫 " 指起早贪黑，意思和《召南 · 小星》与《召南 · 采蘩》的 " 夙夜在公 " 一样，这两首诗都和出征相关，《小星》篇说：" 肃肃宵征，夙夜在公。" 如此看来，《东方未明》末章的 " 狂夫 "，其实是 " 征夫 " 之讹。《诗经》里有四篇用过 " 征夫 "，而 " 狂夫 " 却无他例。进行这番比较之后，李辰冬先生将《东方未明》解释为听到出征集合令时手忙脚乱的情形，末章表现征夫离家前的恋恋不舍，意思是：" 折些柳枝把菜园子围一围，出征的人瞪着眼睛看着它。也分辨不出是早晨是黑夜，不是早上动身就是晚上开拔。" 这不是很合理吗？

李辰冬先生的反对者里面，有人批评《诗经通释》用了太多历史的方法，不用这种方法照样可以欣赏诗。然而姚际恒解《邶风 · 北风》时从反面说过一句话：" ‘莫赤’二句，在作者自有意，后人无径路可寻，遂难窥测。多方求解，终不得一当，不如但赏其词之妙可耳。" 但赏其词之妙，实际上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为什么朱熹、姚际恒常说 " 此诗难详 " 或 " 不敢强解 "？因为《诗经》具有明显的个性。所谓个性，是指特定的地点、特定的时间，特定的人物和事件，以及属于个人的特殊情感。由于不了解这种 " 个性 "，所以造成 " 诗无达诂 " 的局面。

还有人不相信李辰冬先生离经叛道的结论，说他 " 信口开河 "。这是偏见之言。首先，认为《诗经》是尹吉甫一人之作，不是李辰冬先生的凭空想象，而是他一字一句解读之后得出的结果。其次，历来解读《诗经》的人，都要持一定立场或视角，否则无从下手。李辰冬先生从《诗经》本身总结出一些研究法则，继而运用这些法则从诗义里寻出尹吉甫的事迹，再用尹吉甫的事迹去考察每一篇诗，将《诗经》诠释得顺理成章，这本身无可厚非。

平心而论，李辰冬先生的解读都确凿无疑吗？也不是。诗歌毕竟是文学作品，即便《诗经》是写实主义的，仍要使用艺术手法表现。比如只有极少数诗篇会出现具体日期，却有大量诗篇通过景物描写表明季节，后者当然带有更大的语义弹性。

例如《竹书纪年义证》幽王六年记载王师败逋，伯士死之，这是历史写法，十分明确。《诗经》里却没有如此清晰的陈述。李辰冬先生说伯氏败逃至南燕，凭借的是《桑柔》篇的诗句：" 忧心慇慇，念我土宇。我生不辰，逢天僤怒。自西徂东，靡所定处。多我觏痻，孔棘我圉。" 伯氏是南燕国君之子，尹吉甫原籍也是南燕，所以诗中说 " 我圉 "；" 自西徂东，靡所定处 "，意思是从西至东没有一处安定之所。放到历史背景中看，设想这是伯氏由镐京败归南燕，是有合理性的，可惜无法证实。就好像一件出土的周鼎，李辰冬在花纹模糊之处，循着残损的痕迹接了一笔。

但因此就要全盘推翻李辰冬的研究结论吗？其实不妨换一种思路：假如发现一首诗的解读与全书矛盾，或者明显有误，这时再将此诗的解读存疑或否定；否则不必因为李辰冬做出推想就予以诟病。当人们欣赏某位古代诗人的作品时，不也用到想象吗？只是因为诗人的身份明确，所以不会受到质疑。

如果不急于对李辰冬先生的研究结论下断语，就会发现这一事实：无论如何，《诗经通释》的贡献都十分显著。

特约撰稿 闫亮